《名人写名人》带您走进张文欣“和”文字结缘的故事......
2019-10-08 16:42:03    来源:    字体大小:
文艺洛阳《名人写名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洛阳市文联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市涌现出很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们品德高尚、艺术精湛,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为洛阳的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文学艺术界的楷模。我们要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立足本职、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为全面深化“9+2”工作布局、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奋力谱写浓墨重彩的洛阳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天
《名人写名人》第二期

将带您一起阅读张文欣

和“文”字结缘》的故事


和“文”字结缘

张文欣


朋友们有时和我开玩笑:“看来你就该干文联啊作协啊这些与文化有关的事,这是你名字里就带着的啊。”

我似乎觉得也是,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算是个学业优秀的学生吧,而其中我最喜欢的,成绩最好的,是语文,是作文。

我自己也很奇怪,这个喜好是怎么来的呢?这可能与童年时期就酷爱读书有关,也可能与所谓的禀赋有关吧。从小学开始,我的作文就一直被老师拿来在课堂上宣读、评讲。到中学,这种褒奖从口头上升到书面,被老师评讲过的作文又常常被抄写到黑板上,壁报上。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为了讲评的方便,教语文的班主任董老师还把我的一篇作文打印出来,分发给全个年级的同学。要知道,那还是在1965年,打字机还是很罕见的先进设备呢。后来想想,这种“写作文”带给我的荣誉感,也许是我最初的写作动力。


1966年,我高中毕业,本该考大学的时候,大学却都停办了。

在经过了两年动荡不安的岁月之后,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的确感到了迷茫。上大学已无可能,而自己喜爱的文学似乎也没有了出路。那时候,文学期刊全部停刊,报纸上也全是清一色的大批判文章。也许真的要“躬耕陇亩”,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但是,藏在心底的喜爱却仍然时时发芽生长。读书,就成了我农活之余的最大的消遣娱乐。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成了大毒草,县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被一车车拉去销毁。有一次我去找在文化馆工作的叔父,刚好碰上他们又往造纸厂拉书,就从中挑出了几十本,其中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这些书中有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演讲论文书信集》,书中有一句话,“人生,不能燃烧,也要冒烟”,竟突然使我心中怦然一动,从此这句话成为激励我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一则箴言。

当时正是农村普及有线广播的时候,家家户户每天都能收听到县广播站的节目,听广播也是当时的农村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广播稿寄出去,谁知第三天就广播了。一篇广播稿,受众就是几十万人。后来我写的稿子,基本上是每投必播。没多少天,笔杆子出身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就注意到了,打听一番之后,就点名把我抽调了到公社。

在公社,我先是当相当于工作组的“宣传队员”,后来又办展览馆,再后来又参加修建焦枝铁路大会战,当民办教师,跑来跑去,但一直离不开那个“文”字:写文字材料,写歌词,写小演唱的剧本,教语文,等等。这种日子虽说都与我手中的笔和笔下的文字有关,但我仍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临时工。一直到我被招工去一个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才算有了正式的职业。

其实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公社广播站合同工,当时是公社领导为了留我在公社工作而安排的。时间是1969年,月工资26元,但不用去广播站,我还是在公社办公室写材料。不久,领导告诉我,说县里有人提意见,说你们知识青年必须在农村锻炼二年以上才能安排工作,你是全县第一个安排的,破了例,要纠正。26元的工资只领了4个月。

我工作的煤矿座落在三门峡东部的一个大山沟里,近傍崤函古道,唯一的出口就是那个曾因杜甫的一首诗出名的石壕村。在这个有100多名教职工的学校里,作为“老三届”,我似乎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先是担任学校首届初中班的语文课老师,班主任,后来有了高中,仅有高中学历的我又担任了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的组长。

煤矿学校的生活紧张而清苦,教学之余,我也开始写一些诗歌、散文。但最令自己苦恼的是消息的闭塞,因此,除了和朋友的通信或是假期的交游,读书,就成为我亲近文学的最主要的方式。

恢复高考那年,许多老三届学生参加考试。学校领导最后虽勉强同意我参加考试,但是不准请假,学校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安排人顶替自己的工作。1978年夏,临高考前一个月,因为几个老教师的鼓励支持,答应帮我代理班主任,我才最后决定参加。

考试,报志愿,录取,似乎每一个环节都阴差阳错充满了遗憾,虽然我的考分在县里也算名列前茅,也雄心勃勃地报了几所有名的大学,但最后收到的却是洛阳师专的通知书。后来才知道,当年对老三届学生另定了比普通考生高出86分的分数线,还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不过,在感叹命运不公的同时,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因为在高中毕业12年之后又能重新入大学学习,这本身就已很不易,因此许多心理的不平衡很快就消退了。

也可能看我是带工资上学的吧,入学不久,我被推选当了班长。在洛阳师专中文系学习期间,正值社会处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时期,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正汹涌澎湃。当时校园里弥漫的是一种强烈的求知精神和浓厚的学习氛围。除了组织和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如饥似渴地学习是我生活的常态。教室、图书馆,读书、做卡片、记笔记,这些元素似乎构成了我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时候,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叶鹏老师也刚刚调到师专任教,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并直接给我们讲授文论和写作。

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很快成为和叶鹏老师交往密切的学生,并从此和叶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既缘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也缘于对社会人生的共识共鸣。当年,为了抨击极“左”思潮在学校的流毒,我投入到围绕一篇小说的评价而展开的论战,我和一位同学合写的大块文章在中文系主办的《花会》发表,在学校引起了反响,以致后来形成了全校性的风波。

1981年毕业前夕,正值洛阳地区文联成立,由茅盾题写刊名的文学期刊《洛神》创刊,编辑部到学校毕业生中挑选编辑,叶鹏老师推荐了我。但是,由于编制问题无法解决,只好被“曲线”分配到豫西师范当教师。

豫西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但是却座落在豫西陕县观音堂镇附件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图书馆藏书丰富,除了上课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交往来和应酬。我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喜欢安静和单纯的人,这种环境和性格的契合使我感到轻松愉快。

   因为是名校,资深的老教师很多,学校最初对于大专出身的我似乎并不热情。我很清醒,但也很高傲,甚至打定主意决不和学校任何一位领导主动打招呼。我只管认认真真上自己的课。读书,备课,上课,早上沿310国道跑步,绕过陕县和渑池县交界的界碑,摸一摸,然后返回。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自我吹嘘的资本:“当年,我每天早晨跑步总是跑两个县!”

但是我讲的文选与写作课很快引起了反响,学生们一致的赞扬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一位管教学的副校长悄悄来听课。不久,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学校领导对我的教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说,在这样一个讲究资历的学校,对一个刚入校的青年教师这样大张旗鼓地表扬和肯定从来没有先例。

第二学期,我被确定为观摩教学的主讲人。按说,这是所谓学科带头人的任务,我推辞再三,最后只得接受。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推上了一个众目睽睽的看台,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在学期将要结束时,我上了连续一周的观摩课,讲的是茹志鹃的《百合花》。这次观摩课大获成功,受到了听课者的一致赞扬,在后来举行的讲评会上,大家对我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课堂效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的境遇在豫西师范经历了戏剧性的逆转,从漠视到重视,从冷淡到热情,此时的我已可以充分体味到一个青年教师在学校所能获得的声誉和风光。

我在豫西师范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却弥足珍贵,因为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我坚持的两个人生原则:一是不要自甘平庸,在任何环境里,都要争取优秀和卓越;二是决不搞庸俗的关系学那一套,要靠自己的努力,用实力和业绩说话。

这也算是我30多年的人生历程的一个感悟吧。